不要自大--感于后人对司马光的态度
最近查阅“熙宁变法”资料,偶然想起百家讲坛“玄奘西游记”里钱文忠教授表述过这样一句话:不要随便去怀疑专家的话,因为那是长期经验实践的结果,即便是当时你觉得不合理。原文没有办法查阅到,大致意思就是这样。在今天的改革大潮中,王安石一夜之间成了楷模。司马光则变成了死脑筋的代表。对于那段历史,在此我不想做过多阐述,随便搜索便能找出上万条结果。我只是希望有人会想一想,既然司马光是迂腐保守的代表,那为何他在洛阳的十五年,北宋经济并未得到更显著的改善呢?当然,这可以归咎为是地方官僚擅自借变法之机谋私利,让老百姓并未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就算这个理由成立的话,那后来高太后十年的“中兴之象”总用的是司马光的政策吧。如此,对一个学问渊剥,品德高尚的大臣全盘否定无非是某些人自认为自己太聪明了,要知道司马光可是一位史学大儒,他反对变法的理由肯定不是那些头脑随便就发热的投机分子的政治企图。国计民生不是一场赌注,有绝对的输赢,又岂我等这帮不学无术之人可一眼看清的?又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呢?说到此,可能又有一些人不高兴了。但我们必须尊重事实,关于司马光的学问和品德我想根本无须再过多的阐述。而与今天乌鸦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马光的“政敌们”无一例外都是彼此间惺惺相惜的。除去政治见解外,他们私自都是很尊重彼此的。这正好与我们今天的政客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心胸狭窄的“改革派”连死人都不忘打击抱负下,于是,我们的高中课本里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及其影响是要大背特背的。他们难道不知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已闲居在家的王安石并无太大的失望情绪吗?这样做的目的怕就是为了现在的改革派们大造免费的舆论吧。可惜的是这样的政治安排变成了我们迁怒于司马光的理由,进而狂妄自大的与先人叫板。我写这些东西,不是为司马光平反,更加不是指责王安石的新法,这些伟大国士的形象无需后世的添砖加瓦。只是我觉得这种不做具体了解就随便发出否定先人的做法很不妥。历史就是这样,许多时候你要学会走出来看。你把朱容基和温家宝放进历史里,他们是否又如王安石和司马光呢?只不过,他们都已经走出了人们的视野,就可以盖棺定论,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通过片面的事实就枉下判断,胡说,乱说。固然,历史虽然会遭到现实的诸多顾忌,但我们都不可自以为大,因为这些顾忌终会过去。
GFW进行时,复读《满清七十年流远版》
想了许久,终于还是把照片全部转回Flickr。这个逆流的举动全然出于安全的考虑,再者现在的GFW对于我来说也完全是形同虚设的。整个过程下来工搬了59张图片,却累得不行,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说是惩罚,谁叫自己意志不够坚定,一封锁马上就改投Yupoo呢?中途想过很多次换Picasa,却又好几次被弄得很恼火。尺寸的限制让我在换模版后彻底地抛弃了这个服务,一张长超800,宽超290就不允许上传,这让我很难把他与老Google的血统联系起来。而自己用Flickr多年,感情深厚。Feedsky完全读不了Blogger的种子了,加之对Feedburner的高压政策,基本上来自国内的订阅几乎就为零了。哪吒的表现尚好,但面对一个国内的服务器?信心怕都是一点点消磨的。GR也在我的怀疑之中,既然GFW都学会认识Rss了,那阅读器也是迟早的事。所以希望朋友们抓紧使用邮件订阅,最好是MSN,Yahoo这样的国外提供商。我觉得,既然反抗不了,那我也不妥协,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一连几天落枕厉害,头几乎是不能运动的。饮食也出现了较大的不适,弄的这两天一直在排,少吃东西,有些昏头。天渐渐热了,一扫前几天深秋将至的错觉,屋子里能穿的长袖,一到外面就难受得很,看来,台风对这个城市的影响并不大。最近在复读《满清七十年流远版》,记得第一次买他是岳麓版的,和诸多剧本一样,改动很多。后来在网路上载过竖体版的PDF,看得很辛苦,就一放许多年。昨天无聊搜索邮箱,发现了已转译好的版本,读了一些。对里边公正的考据方式很感同身受。唐先生用唯一的标准衡量着许多人,许多事。才容易得出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这种不容易犯错误的作者很少。越来越觉得这不是一部历史的历史,记得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流远版便有这样的感觉。
一连几天落枕厉害,头几乎是不能运动的。饮食也出现了较大的不适,弄的这两天一直在排,少吃东西,有些昏头。天渐渐热了,一扫前几天深秋将至的错觉,屋子里能穿的长袖,一到外面就难受得很,看来,台风对这个城市的影响并不大。最近在复读《满清七十年流远版》,记得第一次买他是岳麓版的,和诸多剧本一样,改动很多。后来在网路上载过竖体版的PDF,看得很辛苦,就一放许多年。昨天无聊搜索邮箱,发现了已转译好的版本,读了一些。对里边公正的考据方式很感同身受。唐先生用唯一的标准衡量着许多人,许多事。才容易得出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这种不容易犯错误的作者很少。越来越觉得这不是一部历史的历史,记得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流远版便有这样的感觉。
春秋战国分界的一些见解
春秋战国的分界一些都是有争议的,无外乎是三种说法:1,《史记》的前475年为界。2,郭沫若以及教科书里说的前475年。3,司马光《通鉴》的前403年。
先来看看史记的说法吧:《史记•六国年表序》:“田常杀简公而相齐,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而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大概意思是齐田氏大夫田常杀死齐简公而无人管,由此导致那些握有权利的门客们开始肆无忌惮的以下犯上,最终导致三家分晋。进而在前403年得到周烈王的承认,而田氏也在前386年得到承认。所以我们可想在那个年代,肯定发生了许多类似的事情,而司马迁选择了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来叙述。而后来他在《史记》中是这样说的:他是在天下史籍被秦始皇烧光的情况下,凭秦国的有年而无月无日的历史记载,继《春秋》所记历史的时间之后,选择周元王元年(前475年)作为开始来记叙“六国时事”的。而《春秋》绝笔是在鲁哀公14年(前481年)。而《春秋》实际上是根据鲁国史编的,过于片面了,如果说司马迁来录《史记•六国年表序》是受秦始皇烧毁古籍所限的话,那后世对前476年推崇就多了几分“刻意尊孔的”味道了,因为孔子说在写完《春秋》后将不久于人世,而他认为他一去世,那周礼是没有办法维护的。所以。。。。而就算抛开这些原因,仅仅是以鲁国的“初税亩”来作为分界的话。在经济上说本无可厚非,社会变革总是伴随的是经济变革而来的。如果按照以前的观点:春秋和战国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点。那么《史记》和《春秋》所述就应该是正确的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另外一个史实,那就是鲁国在前476年前后始终是个小国,“初税亩”的影响始终是微乎其微的,而就算这个假设成立,那么齐田氏早于前481年就施行“大斗出,小斗进”这种典型的封建社会政策了,那为什么分界点不是在前481年之前呢?有人说,那墓葬里大量的奴隶又做何解释呢?其实此时正处在社会的急剧变革中,有没有奴隶并不能成为奴隶社会的标准,况且整个东周都是战事连连的,不能排除先成战俘再成奴隶的可能吧!所以以社会形态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点是不合适的。如果按照郭沫若的说法,那封建社会的进入是在秦朝,那是不是春秋站国就不并区分,统一就可以唤做东周了呢?
因此我是倾向于以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来分出春秋和战国是比较合适的。这就会出现我们的教科书的以“勾践灭吴”作为区别的,其实这种说法是明显的牵强附会,因为《史记》和郭沫若都定在前476前-前475前的阶段,因为这个重大事件就正好成为分界点了。但即便是按此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勾践灭吴”是春秋末期最大的历史事件,史学界恐怕是少有争议的。但史实是,越国灭吴在前473年,又怎么能说“勾践灭吴”(前475)是春秋战国的分界点呢?再者,“勾践灭吴”对中原政治的影响很少,和那些大国比起来,南越始终是小国。另外一种说法是“勾践灭吴”蔑视了周天子权威,周礼受到冲击,进而产生了社会变革,这个说法和《史记•六国年表序》是一致的,那分界点为什么不是“田氏伐齐”而是“勾践灭吴”呢?何况在此之前,还有郑庄公对周天子的羞辱,这个影响恐怕才是最大的吧,因此前475年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而司马光的“通鉴”是以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作为分界的。这个名义上是说不过去的,起码来说此时的周礼还对诸侯有约束,哪怕是走走样板,而说到轻蔑周天子前面的例子已然很多了,因为在“三家分晋”之前不是也有“庄公辱周”,“勾践灭吴”,“田氏伐齐”等许多“忤逆”的事情发生吗?倘若以此为因的话,那就和认为前745的观点没两样了,只不过,他对中原政治的影响稍微大一些而已。而且周天子册封三诸侯也是事出有因的,那时三家联合进攻齐国,齐国败了于是讨好三国,请周室承认三国的诸侯地位。加之本身齐田氏此时也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境地,后来太公不也取得了诸侯地位吗?因此按照这种逻辑的分发是很书生的。因为就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来看,“天氏代齐”的影响恐怕不会比“三家分晋”小,而司马光以“三家分晋”来作为分界点,其实是有他的道理的。春秋末期的三家分晋与田姓代姜不同,三家分晋的结果是诞生出新兴的三个诸侯国,这样的国家往往都是锐意改革的,而田姓本来就只是齐过的大夫,要夺权就必须笼若人心,为了获得齐国众多贵族世家的支持,就必然要对这些保守派做出妥协。因此齐田虽重用田忌等人,但对国家的根基是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因此现在再看齐国史是没有进行过任何象样的政治与军事改革的。所以齐国虽然富强一时,但是缺乏一种根本制度保障的。说到底,只不过是贤人政治而已。从这种意义上说,战国时期的赵魏韩秦四国朝气蓬勃、锐意进取,代表了新兴制度,而齐楚鲁宋燕五国则代表了自西周以来,没落腐朽的贵族制度。而后来李悝,商鞅等人变法都是划时代的,而且与此相伴的是西门豹,吴起等法家人物的兴起对新制度的实行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也从根本上动摇着周室的制度,而士人的兴起和贵族的没落也正好发生在这以后的时期,所以论及对后世的影响,司马光以“三家分晋”为分界点是很有道理的
先来看看史记的说法吧:《史记•六国年表序》:“田常杀简公而相齐,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而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大概意思是齐田氏大夫田常杀死齐简公而无人管,由此导致那些握有权利的门客们开始肆无忌惮的以下犯上,最终导致三家分晋。进而在前403年得到周烈王的承认,而田氏也在前386年得到承认。所以我们可想在那个年代,肯定发生了许多类似的事情,而司马迁选择了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来叙述。而后来他在《史记》中是这样说的:他是在天下史籍被秦始皇烧光的情况下,凭秦国的有年而无月无日的历史记载,继《春秋》所记历史的时间之后,选择周元王元年(前475年)作为开始来记叙“六国时事”的。而《春秋》绝笔是在鲁哀公14年(前481年)。而《春秋》实际上是根据鲁国史编的,过于片面了,如果说司马迁来录《史记•六国年表序》是受秦始皇烧毁古籍所限的话,那后世对前476年推崇就多了几分“刻意尊孔的”味道了,因为孔子说在写完《春秋》后将不久于人世,而他认为他一去世,那周礼是没有办法维护的。所以。。。。而就算抛开这些原因,仅仅是以鲁国的“初税亩”来作为分界的话。在经济上说本无可厚非,社会变革总是伴随的是经济变革而来的。如果按照以前的观点:春秋和战国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点。那么《史记》和《春秋》所述就应该是正确的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另外一个史实,那就是鲁国在前476年前后始终是个小国,“初税亩”的影响始终是微乎其微的,而就算这个假设成立,那么齐田氏早于前481年就施行“大斗出,小斗进”这种典型的封建社会政策了,那为什么分界点不是在前481年之前呢?有人说,那墓葬里大量的奴隶又做何解释呢?其实此时正处在社会的急剧变革中,有没有奴隶并不能成为奴隶社会的标准,况且整个东周都是战事连连的,不能排除先成战俘再成奴隶的可能吧!所以以社会形态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点是不合适的。如果按照郭沫若的说法,那封建社会的进入是在秦朝,那是不是春秋站国就不并区分,统一就可以唤做东周了呢?
因此我是倾向于以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来分出春秋和战国是比较合适的。这就会出现我们的教科书的以“勾践灭吴”作为区别的,其实这种说法是明显的牵强附会,因为《史记》和郭沫若都定在前476前-前475前的阶段,因为这个重大事件就正好成为分界点了。但即便是按此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勾践灭吴”是春秋末期最大的历史事件,史学界恐怕是少有争议的。但史实是,越国灭吴在前473年,又怎么能说“勾践灭吴”(前475)是春秋战国的分界点呢?再者,“勾践灭吴”对中原政治的影响很少,和那些大国比起来,南越始终是小国。另外一种说法是“勾践灭吴”蔑视了周天子权威,周礼受到冲击,进而产生了社会变革,这个说法和《史记•六国年表序》是一致的,那分界点为什么不是“田氏伐齐”而是“勾践灭吴”呢?何况在此之前,还有郑庄公对周天子的羞辱,这个影响恐怕才是最大的吧,因此前475年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而司马光的“通鉴”是以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作为分界的。这个名义上是说不过去的,起码来说此时的周礼还对诸侯有约束,哪怕是走走样板,而说到轻蔑周天子前面的例子已然很多了,因为在“三家分晋”之前不是也有“庄公辱周”,“勾践灭吴”,“田氏伐齐”等许多“忤逆”的事情发生吗?倘若以此为因的话,那就和认为前745的观点没两样了,只不过,他对中原政治的影响稍微大一些而已。而且周天子册封三诸侯也是事出有因的,那时三家联合进攻齐国,齐国败了于是讨好三国,请周室承认三国的诸侯地位。加之本身齐田氏此时也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境地,后来太公不也取得了诸侯地位吗?因此按照这种逻辑的分发是很书生的。因为就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来看,“天氏代齐”的影响恐怕不会比“三家分晋”小,而司马光以“三家分晋”来作为分界点,其实是有他的道理的。春秋末期的三家分晋与田姓代姜不同,三家分晋的结果是诞生出新兴的三个诸侯国,这样的国家往往都是锐意改革的,而田姓本来就只是齐过的大夫,要夺权就必须笼若人心,为了获得齐国众多贵族世家的支持,就必然要对这些保守派做出妥协。因此齐田虽重用田忌等人,但对国家的根基是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因此现在再看齐国史是没有进行过任何象样的政治与军事改革的。所以齐国虽然富强一时,但是缺乏一种根本制度保障的。说到底,只不过是贤人政治而已。从这种意义上说,战国时期的赵魏韩秦四国朝气蓬勃、锐意进取,代表了新兴制度,而齐楚鲁宋燕五国则代表了自西周以来,没落腐朽的贵族制度。而后来李悝,商鞅等人变法都是划时代的,而且与此相伴的是西门豹,吴起等法家人物的兴起对新制度的实行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也从根本上动摇着周室的制度,而士人的兴起和贵族的没落也正好发生在这以后的时期,所以论及对后世的影响,司马光以“三家分晋”为分界点是很有道理的
文革前夜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这股冒进势头的出现,给国民经济造成了相当紧张和混乱的局面。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措施,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超过实际可能的急躁冒进现象。而毛泽东对于反冒进一直都是耿耿于怀的,早就想要批评反冒进。他本来准备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讨论反冒进的问题,但由于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问题上,对反冒进问题没有展开。同时“反冒进”的发起者都是中共党内经济工作方面的重量级人物,而年初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专断的批判所造成的压力也使他不好强硬否决他们的意见。总之,“反冒进”的政策在毛泽东不赞成的情况下实行了,直到一年后他才进行了反击。1957年9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对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作了批判。至1958年5月短短八个月时间内在杭州,南宁,成都,武汉等会议上做了八次公开批评,以确立"大跃进"的理论和政治路线应该说“反冒进”的确不合乎毛泽东那种“又多、又快”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味。但也没必要像后来发生的那样大动干戈。更加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就在同一年中共改组通过的几项决议着实让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了权利的某种削弱。一:八大除设中央委员会主席外,第一次设了四个副主席。二: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不再称“主席”。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三: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四: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常委。常委是党的核心领导。从以上几项可以看出与以往不同,七大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而八大没有规定他们是中央书记处的主席、副主席。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就分开了,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就分开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权利的核心,他由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四个副主席和当的总书记组成--代表着六个人的集体领导,毛泽东依然是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刘少奇为第一副主席并代行主席职权,邓小平则被任命为总书记,就这样,通过这次改组,把刘少奇和邓小平推到了第一线,而毛泽东退居二线。从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威信和地位。而随着权利的上升,刘少奇和邓小平有足够的信心开展自己的工作,大搞工业化,而毛泽东却继续推动整风运动,加快搞集体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意见的相左。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为大跃进运动制定了总路线。在此后在大跃进浪潮中,国民经济秩序完全被打乱,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于是从195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1958年12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降低了1959年的各项生产指标,而此外还通过了接受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职的请求。而在新党章中删去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显然又让毛泽东在一次感到权利的失陷。所以后来在“文革”中批判刘少奇时就曾把八大的事作为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证”。而关于毛泽东在55年至57年期间权利有所削弱的情况正史并未提及,但究根溯源,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是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自己提出的。毛泽东希望其他政治局常委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自己退居二线。所谓退居二线,除了有不主持日常工作的涵义外,还包含有在适当时候辞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内容。自1953年下半年起,一线二线的分工逐渐成为中共中央一种非正式的制度。毛泽东在1966年回顾说,他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而恰恰就是这种一线二线的划分让后来的派系林立,也成为了“文革”前毛泽东与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革”的发生。
5.1不过是两个节日罢了
已至两点,依然无眠。写点文字,了以慰表。终于把blogger完成,整整半年无博的日子真的有点不太习惯。算起来,我也算半个超人了,因为大陆的大部分的空间我都用过,满意的实在少之又少,在blogger定居下来也有一个多月了,却始终没有安心设计了,不是不想,只是能力实在有限,本身自己的网页功底又不好,技术更新又太快,不出两年,很多东西变根本完全看不懂了。经过一个礼拜的删删改改,终于定下这个样子。还是以文字为主吧,尝试多放些图片吸引眼球,无奈自己都看着十分别扭,更不能要求别人去喜欢了。这次的修改变动很大,基本主流的HACK都有试验,最后都被自己删除,一是不美观,二是许多HACK看相远大于卖相,不实用。加入了很多公益性的连接,虽然能力有限,但总比现在google的广告条要好很多,起码还能安慰自己在做好事上用了点心,其他需要操作的部分都给了说明,我想没有比我还笨的人了。一直都很喜欢Flickr,所以还是把他给放上了,至于youtube现在还没有用,慢慢改吧。毕竟精力有限,能力更有限南昌的天气热了,让人忽然觉得这个春天似乎有点长了。人就是这样,当你习惯了某一种生活状态,原来正常的方式反而变得怪怪的,去年整个上半年都在漂泊,日子纠集在长长的铁道线上,早上整理车票时候竟然有1W公里之具,佩服自己的能力。现在要再我去进行长距离的旅行,我想我不会累死也会疯掉,毕竟,精力走了,心情也更不如往昔了。中午的时候偶然放起500 Miles,又是一首关于回家,关于流浪的曲子,虽然始终明白不了歌词的意思,感情却是相通的。无奈,遗憾,或许还有惆怅。东东给我打了两个电话,我没有接。不是不想,而是劳累。心灵的得不到支配让我心力憔悴,以至于整个下午喝醉了一般,想说,又想沉默,窗口的兰花终于开了,黄黄的,羞涩得很,即便是晚来,有些花,在某一个春天注定要开,即便是你再没有希望。整个下午就这样在兰香中度过,下班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卡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一个人顺着狭长的街道疯狂的走,叶子如秋天一般,深情些许无奈,我知道,他是不可能来电话了,算了吧,其实很多事情不是自己不想要,而是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去要,每一次当爱在靠近。。。。。。到家天已近黑,和彭光吵了没完没了的话题,寂寞沿着铁道偷偷开始出发,路的尽头,想你的时候反复无休。晚上的时候,东东得知我的卡没在身边,略带责备的口气,让我觉得异常温暖。深吸一口气,原来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人深爱着自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他一直都叫我到杭州去,只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害怕,逃避什么,我只觉一个暗涌始终等着我们去面对,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只是一想起就会打一个寒战,毕竟,爱自己的和自己爱的人众多,但倾心倾力的怕也只有他了,因为我们都是穷人,许多时候,一点一点相互扶持,走出困境。。。。兰发消息说HK又暴动了,彩信里一个偌大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叫人触目,记忆里的香港从来都是不问政治的,因为兰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前年的林芝,我们畅游冈乡云杉林,她竟然不知道香港轰动一时的百万人游行,其实这样也好,因为不管5.1代表什么,首先他属于政治是不容致疑的。香港自回归中国,始终没有放弃对民主的诉求,哪怕是不问政治的兰也说出过董建华是傀儡之类的话,就知道人民的希望有多大,而最近香港的经济大有萧条之势,容易使人比较激进,最近正好在读新文化时期的书籍,人们也许忘记了这一天浩浩荡荡的人群和被火烧了的赵家楼,以及被抓捕的学生,他们的口号,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激情和他们的被利用。最终善良的举动成就了一个邪恶的谎言。在多年后的又一个劳动者的节日,大陆的黎明静悄悄,这是个黄金的节日,消费,狂欢,那些死伤的学生,工人,无产者,不过是政治的鱼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