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夜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这股冒进势头的出现，给国民经济造成了相当紧张和混乱的局面。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措施，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超过实际可能的急躁冒进现象。而毛泽东对于反冒进一直都是耿耿于怀的，早就想要批评反冒进。他本来准备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讨论反冒进的问题，但由于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问题上，对反冒进问题没有展开。同时“反冒进”的发起者都是中共党内经济工作方面的重量级人物，而年初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专断的批判所造成的压力也使他不好强硬否决他们的意见。总之，“反冒进”的政策在毛泽东不赞成的情况下实行了，直到一年后他才进行了反击。1957年9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对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作了批判。至1958年5月短短八个月时间内在杭州，南宁，成都，武汉等会议上做了八次公开批评，以确立"大跃进"的理论和政治路线应该说“反冒进”的确不合乎毛泽东那种“又多、又快”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味。但也没必要像后来发生的那样大动干戈。更加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就在同一年中共改组通过的几项决议着实让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了权利的某种削弱。一：八大除设中央委员会主席外，第一次设了四个副主席。二：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不再称“主席”。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三：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四：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常委。常委是党的核心领导。从以上几项可以看出与以往不同，七大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而八大没有规定他们是中央书记处的主席、副主席。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就分开了，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就分开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权利的核心，他由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四个副主席和当的总书记组成--代表着六个人的集体领导，毛泽东依然是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刘少奇为第一副主席并代行主席职权，邓小平则被任命为总书记，就这样，通过这次改组，把刘少奇和邓小平推到了第一线，而毛泽东退居二线。从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威信和地位。而随着权利的上升，刘少奇和邓小平有足够的信心开展自己的工作，大搞工业化，而毛泽东却继续推动整风运动，加快搞集体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意见的相左。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为大跃进运动制定了总路线。在此后在大跃进浪潮中，国民经济秩序完全被打乱，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于是从195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1958年12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降低了1959年的各项生产指标，而此外还通过了接受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职的请求。而在新党章中删去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显然又让毛泽东在一次感到权利的失陷。所以后来在“文革”中批判刘少奇时就曾把八大的事作为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证”。而关于毛泽东在55年至57年期间权利有所削弱的情况正史并未提及，但究根溯源，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是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自己提出的。毛泽东希望其他政治局常委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自己退居二线。所谓退居二线，除了有不主持日常工作的涵义外，还包含有在适当时候辞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内容。自1953年下半年起，一线二线的分工逐渐成为中共中央一种非正式的制度。毛泽东在1966年回顾说，他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而恰恰就是这种一线二线的划分让后来的派系林立，也成为了“文革”前毛泽东与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革”的发生。